注：本文系根据作者于2000年在国内多个场合发表题为

《变革中的越南及中越关系的新发展》演讲稿整理而成。

最近几年，由于我经常接触越南朋友，又多次亲历越南，我便有了大量的对越南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对这一并非陌生的国家产生了格外浓厚的兴趣。渐渐地，我对越南的认识以及对中越关系的看法便不断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我开始费尽心思搜取关于越南和关于中越两国关系的种种信息和资料，同时也越来越陷入一种痛苦但又心甘情愿的思索之中。思索的痛苦，源于我发现现有反映越南及中越关系的资料，无论是中方的还是越方的，都是那么零星可数。而期间对越南发展走向的判断及对中越关系的评估，更显苍白。当然，改变这种苍白非我所能。但我想，我的苦苦思索，应该为国家的现实和长远利益服务，而不是单纯为了某种求解和求证。我应该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去探究变化中的越南和中越关系的发展。

1999年6月的一天，我有幸在河内约见了越南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阮辉贵教授，与他就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作了一次深入而又坦诚的对话。通过这次直面对话，我对越南及中越关系的理性思考无疑获得了新的飞跃。基于认识上的升华，我对越南的改革及中越关系的未来走向就有了以下新的判断。

一、关于定向社会主义与越南特色。

近期我在查阅越南有关资料中发现，越南对现阶段社会形态的理论阐述似乎还不够明

朗，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我注意到越南理论界有一个主张，即越南现阶段，包括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定向的社会主义。这定向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就相当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有，越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带着上述疑问，我请教了越南不少理论专家，他们告诉我，越南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

识，主要是受中国的启发。当80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大讨论时，越南有人就提出越南所处的阶段应为定向的社会主义。当然，这一主张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完全认同，不少人对中国的做法持观望态度。90年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纷纷解体后，越南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做法，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有些越南学者就指出，中国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仍认为自己处于比较落后的初级阶段，而越南真正搞社会主义的时间本来就不长，何况又比中国落后得多，越南应该连初级阶段还达不到，只能算是定向的社会主义。

提出这一主张的学者又进一步证明，所谓定向的社会主义，指越南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又尚未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而是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上述这一探索理论，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但现在已慢慢被大多数人接受。事实上，越南党中央很快在此后召开党的九大上，对这一理论给予了肯定并作出更全面的概括和归纳。当然，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探索，已经很深入也很成熟。相比之下，越南的理论工作就仍有欠缺。正因为这样，越南的理论工作者倒是很注意向中国同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越南与中国的看法并无实质差异。中国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共同富裕。越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人人享有自由民主。应该说，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目标等方面的认识是相对一致的。

在我看来，越南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远要少于中国。中国从50年代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几十年走过了坎坷的路程，历经了大跃进、反右倾、十年“文化大革命”等曲折，最终才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越南不同，越南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始于1975年全国解放以后。尽管北方早在50年代就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当时面对外来侵略，只能处于战时状态，经济形式也为战时经济，因此，我认为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到了80年代中期，革新开放便开始引发。可见，越南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并没有走太大的弯路，最后是乘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大趋势，赶上了革新与开放，抓住了发展的机遇。这也难怪越南在探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比不上中国，中国是因为教训太多太深刻而需要拨乱反正，而越南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教训。从这一点上说，越南还是有幸的。

客观地说，越南探索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是明显少于中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不少偏见，甚至有人也在怀凝越南现在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从1975年全国解放后，越南并非照搬照套苏联模式或中国模式。如社会主义改造时，越南就留下了一些象中国人所说的“资本主义尾巴”。1986年越共六大以后，越南也就全面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主张。因此，越南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就不象中国那样起伏波动，而是较为平稳的一种变迁。正因为这样越南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深刻。毕竟，人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象理论上所说的富裕、民主和自由。人们由此产生一些对社会主义的怀凝就并不奇怪。好在，越南民众现在已在相当程度上认可并支持自己的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这是难能可贵的。越南不用象中国那样总是强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有自己的特色。越南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早已就是马列主义真理同越南实际的结合，其中也包含有胡志明思想的正确指导。越南从来就不怀凝所走的路。对越南来说，关键是发展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如果再多给点时间，越南的发展一定会更好一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会更显著一些。到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许就自然深刻了。

二、关于未来越南的战略走向。

在冷战时期，越南曾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一个棋子。特别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看见越南创建共产党政权后，便以担心南亚及东南亚被越共“赤化”为理由，对越南大动干戈，给越南人民带来了10多年的战争灾害。当然，美国最终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冷战后期，又由于受苏联霸权思维的影响，越南发起了柬埔寨战争，进而导致自己被世界所孤立，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冷战结束后，越南才慢慢重返国际社会。先是与中国恢复关系，继而加入东盟，后又与美国建交，实现了融入国家大家庭的初步目标。近两年来，越南的举动更引人注目，接连举办了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议、世界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等等，显示了越南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所拥有的一席之地。这似乎在告诉人们，进入世纪之交的越南，正在谋求自己在世界地区性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越南走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其实，越南真正重返国际社会时间倒不长，再加上国内建设的压力及国力的局限，应该说，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越南在国际或地区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越南最需求的是，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使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革新开放的目标。当然，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出现，越南不可能不重视自己的未来战略利益。因此，越南必须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及多边磋商机制，同时还要主动参加亚太地区的各项合作。因为这是确保越南自身长远利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越南希望与东盟各国发展稳定的互信友好合作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有助于维护东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从19世纪中叶以来，越南长期遭受外来侵略，几乎从一开始就受人欺负。因此，饱受战争苦难的越南人民对和平的需求与理解应该更深刻一些。

我们并不难理解越南当代战略取向的逻辑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今后越南的战略走向完全由不了自主自取，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我认为，今后如何处理越中、越美、越俄关系，将成为困扰越南领导人的头等战略问题。

不可否认，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是当今乃至今后越南对外关系的最重要一极。然而，同样也不可否认，越中两国今后毕竟有战略利益冲突的潜在性，如南海问题等，因此，越南对中国存有某种疑虑是不足为奇的。越美关系现在仍处在徘徊阶段，不冷不热。美国碍于越战输局的难堪而不愿与越南有太多交往。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波动，特别是随着美国逐步设想中国为其未来战略对手，今后就不排除美国为了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而打着和平的旗号重返越南的可能。越俄关系目前也是处于调整阶段，俄罗斯由于其战略布局的大调整，目前对与越南亲近暂无兴趣。但是，今后当俄罗斯帝国雄风再起时，可以断定，越南仍将会被划入俄罗斯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由上可见，越南未来的战略取向，多多少少都要受中、美、俄这三大国的影响或制约。处理越南与这三大国的关系，是越南今后战略选择的重点和难点。处理好了，越南的长远利益将得以维护并有可能实现扩充；处理不好，越南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甚至被人所控制和利用。

当然，越南专家学者也有不同意我上述看法的，他们认为越南未来战略取向的选择，必然是受越南长远利益的驱动，而决非是某种国际势力所支配。越中关系始终是越南首先关注的问题，但越中两国并无战略冲突可言，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越南最为珍惜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将长期致力于维护这种关系。越南与美国发展关系，主要从经济方面考虑。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越美经济合作尚有潜力可挖。但从政治角度讲，越南很难信赖美国，因为美国过去给越南留下的伤疤实在太深了。越俄关系虽说也很重要，但不会回到从前结盟的时代。当然，越南希望与俄罗斯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应该说，越南处理与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原则立场，现在就很明显，今后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三、关于中越邦交五十年的得与失。

今年是中越建交50周年，怎样评价这50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变迁，现在已成为两国政治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越邦交50年有得也有失，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应该好好总结。就经验而言，中越邦交50年昭示着这样的外交理念：和为贵，务实互惠才能互利。50年中越关系的变迁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两国建交后到70年代中期的“同志加兄弟”时期。这一阶段堪称特定时代国与国之间特殊关系的典例。在这长达20年的特殊友好时期内，中国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尽足了道义，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蒙上了“牢不可破”的面纱。然面，后来的事实表明，靠恩赐维系的“友好”其实是脆弱的。第二阶段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冷淡对崎”时期。造成这一变故的原因在此暂不追论，但有一条是要确认，越方应负主要责任。“对崎”的结局是双方都付出了代价。好在这种“对崎”没有长期持续下去。第三阶段为整个90年代的“恢复、磨合与全面合作”时期。两国关系由恢复正常化、宣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到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断“磨合”，再到启动全面合作、促进睦邻友好，应该说，发展态势是良好的。最重要的是两国本着尊重历史、友好协商的原则，共同推进了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谈判进程，并可望今年内最终圆满达成协定。这一阶段的中越关系已变得更加务实，变得更加讲求互惠互利。这是令人欣慰的。要说教训，我觉得两国作为毗邻，最不该受制于“第三者”插足而反目翻脸。“远亲不如近邻”，和睦相处双方才都是赢家。

这些年我经常访问越南，与越南专家学者交往也比较多，感觉他们对中越传统友谊的感受是很深的。他们由衷感激中国从50年代初抗法斗争到70年代抗美救国斗争所给予越南的无私帮助和支持。越南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阮辉贵就直接向我告白，越南人民深信，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可靠后方，越南抗击外来侵略者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从越共六大起，越南共产党便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提出了结束过去的一系列新思维，其中包括改变对中国的敌意态度，主动寻求恢复越中关系，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在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上，越南共产党郑重提出，越南愿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随后没多久，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先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从而宣告越中关系实现正常化。

的确如此，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两国领导人几乎年年互访，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也不断推进，两国关系进入了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新时代。应该看到，越南现在非常重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在越南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特别是苏联、东欧解体后，中国坚定走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更是同样坚持走社会主义的越南所不可缺少的。中国70年代末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到90年代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越南后于中国近10年才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验对于越南就显尤为重要。因此，这些年来，越南一直把发展对华关系摆在对外关系的第一位，并努力推动这种关系的不断全面发展。越南领导人非常清楚，只有越中睦邻友好，越南的革新开放才有保障。更何况，越南还得不断学习借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这也是越南实现其目标的需要。中越两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是共产党领导，同是坚持马列主义，因此，两国没有理由不重视彼此的友好合作。至于两国尚存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我认为通过协商都是可以解决的，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总结中越邦交50年的得与失，就是要着眼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并避免失误。前进中的中越关系的主流是有目共睹的，但恕我直言，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在发展中还是存在有不协调的地方。如边境上因双方利害冲突导致武力的磨擦事件时有发生，北部湾海上纠纷也不停地出现，经济合作中互不信任的行为也未能消除。如此这些，如果今后不能引以为戒，有效防止，那必然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大局。发展中越两国友好关系，不应仅仅停留在外交辞令中的华丽词语，而是应该从实着手，面对现实，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增加互信，扎实推进合作与交流，否则，两国关系就会“华而不实”。

四、关于中越两国改革之比较。

当冷战进入后期之后，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越南，都相继作出了改革的重大部署，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末，至今已有20多个春秋。中国的改革是深刻的、全面的，正如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意义深远无比，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被列为20世纪世界重大事件之一。邓小平对改革还有许多精辟论述，如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就是破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创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改革才能加快发展，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等等。如今在中国，人们对改革已习以为常，因为改革早已深入人心，改革已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实惠。

我暂时无法掌握越南民众对其国家实施改革或叫革新的真实反映。但据我所知，尽管越南改革稍后中国近10年，但成就也是非常明显的。越南这些年的变化着实令人赞叹！我常常听越南朋友说，越南的革新开放主要是学习与借鉴中国的做法，许多步骤与中国十分相似。后来我通过考察后了解到，其实越南的革新与中国的改革还是有不少差异的。比较一下这些差异，我认为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中越改革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改革的内容上看，共同点主要有，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明确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都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都强调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都强调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协调发展。不同点是，越南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而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的形式上看，相同点表现为，改革都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再到城市；改革都是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不同点是，越南的改革更多的是由上至下推动，即先在上层作好计划，再组织下层实施，而中国的改革则是多为由下至上促动，即先在下层试验，再促进上层决策。也就是说，中国更注重实践，而越南则更注重规划设计。这种差异，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改革意识普遍比越南强烈，中国改革的步伐也较之越南更为扎实一些。再从改革的效果看，双方的差异就更明显。越南改革1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仅为7%左右，而中国近20年的改革，GDP年均增长达到10%以上。总之，我们直观感觉是，中国这些年来发展太快，变化也太大。相比之下，越南的发展变化就显慢了一些。另外，改革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对改革的研究颇为深入且又成果累累。而越南这方面却还有不少缺陷，改革的理论也探讨得很不够。中国非常重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越南这方面同样也有较大欠缺。

其实，越南的改革也有不少成功之处。从我近两年对越南改革进行初步研究的情况看，我发现越南改革就有许多东西很值得总结，有些还应值得中国借鉴。如农村改革，连续10多年粮食产量节节攀升，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奇迹；价格改革一步到位，“休克疗法”大告功成，令世界惊叹；国有企业改革的转换经营方式或处理亏损企业产权问题，运作迅速且不留尾巴；明确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和家庭经济，并由国家颁发专门法规予以保障，按时间算要比中国早4到5年，大胆放开外贸经营权，实施出口全面激活政策，措施和效果都不错；对外开放工作有不凡之举，利用外资也有佳绩。以上所列，有些是属于越南的创造，有些则是借鉴中国或其他国家经验后加以灵活运用，总之，都应该属于越南之改革杰作。另外，中越两国改革的比较还应该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进行，这就是改革成本比较。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越南。从1978年农村率先闹起改革开始，中国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每阶段的改革，都似乎是惊心动魄的。中国的改革，不仅要面对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先天性”问题，还要面对由改革前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失误带来的种种弊端；不仅要面对国际反华势力图谋和平演变的渗透，还要面对国内形形色色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不仅要面对年复一年司空见惯的自然灾害，还要面对改革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社会“阵痛”。直到过了20年的今天，中国改革遇到的问题仍堆积如山。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问题、农村剩余劳力消化问题、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人事制度改革问题、城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关系到民众民生，牵连大局，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相比之下，越南的改革就显得“温柔”多了。虽然，越南也要面对贫困这个头号问题，但相对而言，越南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没那么沉重。首先，越南不用对历史进行“拨乱反正”，不象中国要经历否定“文革”这样的痛苦，因此，改革完全可以“轻装上阵”；其次，越南旧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没有中国那么多，改革阻力相对要小，加上随后中国进行改革，可以借鉴中国做法，避免走弯路；再次，越南在改革的面上，触动人们利益调整没有中国那么大，象职工住房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等，越南可以不用再费力进行，少了不少麻烦。基于上述分析，我觉得越南的改革完全应该可以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更快一些。

当然了，越南的改革进程也不尽如人意，老百姓对此也有怨言。两年前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对越南经济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使得越共八大制定的改革计划难以全面实施。另外，越南人尤其是各级党和政府的干部，普遍缺乏改革的创造精神，开拓进取不够，只会按中央指示办，不会创造性开展工作，思想僵化的情况比较严重。中国到今天仍在不断强调干部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新。越南显然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也应该是影响越南深化改革的原因之一。看来，越南要加快发展，最终实现革新开放的目标，还得需要做很多事情，还得需要走很长的路。

五、关于中越关系发展之前瞻。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析展望中越关系的前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越关系的未来应该是光辉灿烂但也不会一路风平浪静的。若按短期、中期、远期分别判断，我认为短期（即10年以内）发展势头比较好，两国的友好关系会达到一个新高度；中期（即10年——20年内）呈平稳发展态势，但会有一些不稳定变数；远期（即20年以上）总体还应平稳，但双方利益之争将浮出水面，不稳定的变数加大。从情感上讲，我当然希望看到中越两国今后相安无事，永远睦邻友好。但是，理性告诉我们，维系国与国关系的中心轴线是利益而不是愿望，而利益又不可能是永远均衡不变的，当利益调整变化时，这条中心轴线必然会偏离中心点，从而引起两国关系出现某种倾斜。这是地缘政治学上的重要原理。以务实的眼光正视未来的中越关系，既看到美好的前景，又看到存在的问题，我想这才是对未来负责的积极态度。

大家都知道，半年前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双方在随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中越两国要在走向新世纪中着手建立起“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新型关系。同时，两位领导人还承诺两国政府要在1999年内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并努力在2000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共同把一个和平的边界带入新世纪。我认为，这是中越关系进入新的全面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16个字，凝聚着中越两党两国人民渴望长期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和共识，是新世纪中越关系发展的方针和准则，对未来越中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应该说，中越关系现在是处在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我认为现在就为未来中越关系的美好景象而欢呼则为时过早。我一贯主张多一些清醒看待中越关系，这会更有助于这种关系的健康发展。虽说我们已看到了能解决两国陆地边界问题和北部湾划界问题的曙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并非此后就可了结。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南海问题必然是影响中越关系的最大因素。依我看，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充其量只能算是两国关系睦邻友好的开端。而在此以前我们所宣称的两国关系如何如何友好，则应该要打上折扣。据我了解，中越两国政府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因为双方谈判代表都要从维护各自国家最大利益的立场出发，极力“寸土必争，寸土不让”，最后的结局，只好由两国最高决策层作出裁定。南海问题总不能无限期搁置，迟早要开谈。但南海问题的解决，似乎又更加艰难。我注意到，目前中越两国都宣称各自对南海诸岛拥有全部主权，并都在各自的国家地图上加以标注确认。这个问题今后怎么解决，我想目前双方大概都心中没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将是双方的战略之争和国力较量。未来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越方迫于身处弱势，会不会求助于世界强权势力或地区集团势力，这就很难说了。所以我说，南海问题对未来中越关系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同时也将是最大的变数。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今后我们两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定非得冲突走火不可，我只不过是把问题想象到最复杂最困难的程度。同样要看到的是，妥善解决这一世纪辣手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关键是双方要努力寻找到两国战略利益的平衡点。因此我认为，中越两国在未来应该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特别是要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进一步扩大经济贸易合作，努力使两国经济合作呈现即充分体现优势互补又充分体现合理分工的良性发展态势。同时，两国在政治上还应不断增加互信，加强平等对话与友好磋商，提升战略合作层次，以便本着维护共同战略利益进而实现双赢的目的，理智解决最后的历史遗留问题。若能如此，实乃两国千秋之大幸。

毫无疑问，推动中越两国关系在新世纪有更大的发展，完全符合两国长远战略利益的需要。我坚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趋势。我更坚信，未来中越关系的发展，一定更加务实，更加体现两国人民友好和睦的共同愿望，更加有利于两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发展经济，更加有利于南海区域乃至亚洲的长期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