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后,我关注中越关系的重心开始由文化转到经济层面之后我跑越南贸易部的次数就多了起来。那些年中越两国对边贸的认识常有误区,尤其越南方面对边贸、对中国商品往往带有偏见,所以我上越南贸易部几乎都是为着辩解边贸而去。其中,记忆最深的直面交锋有两次。
一、禁令风波
1997年3月,由于越南贸易部匆匆下发一项贸易禁令,暂停从中国进口干、鲜水果及电风扇等家用电器,故使得我对越南边贸形势骤然严峻。因为,越方所禁产品,正是我边贸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凭祥市是中国对越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对越出口量最大的口岸。因此,越方的这一禁令,对凭祥边贸的影响可想而知。到底越方这一贸易政策调整的动因是什么?其背景又是怎样?我作为主管边贸的凭祥市委负责人,必须抓紧了解,以便我方采取相应对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抓紧上一趟河内摸情况。
1997年5月12日上午,我叫上市边贸局的温副局长一同匆匆赶赴河内。下午到河内后,我首先上中国驻越使馆商务处向杜志国参赞汇报情况并说明来意,杜参赞遂向我透露了越近期局部调整对华贸易政策的背景。原来越南一部分人,尤其是国会代表一直对与中国开展边贸持异议,认为边贸是中国向越南倾销过时劣质商品的途径,对越南是弊大于利。另外,对越中贸易一直存在较大逆差也颇有微词。新闻媒体近期也大肆渲染越中边贸的负面影响,给反对边贸的人助威。越南贸易部正是迫于这种压力才决定调整政策的。看来,我此时来河内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头。然而我又想,既然来了,我何不会一会越南贸易部的主管人员?边贸的问题完全可以放开谈,我自信我的话可以说服越南人转变对边贸的看法,哪怕是意见相左吵起来,我也得陪吵个够。这么拿定主意后,我便提出想拜会越南贸易部主管对华贸易的亚太司副司长阮伯祝,请杜参赞帮预约。杜参赞随即拿起电话接通了阮伯祝办公室,说上几句客套话后便约定明天上午河内时间9时让我到贸易部,阮伯祝同意见我。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来到越南贸易部,与阮伯祝相会。一见面我便对他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回生,二回熟,我们现在是第二回见面,因此也就是熟人,是老朋友了。”阮伯祝笑着也用中国话说:“中国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有朋千里来相会吗?是朋友,当然就要多见面才行啦。”尽管满脑子装着准备摊到桌子上说的沉重话题,但我们会面的开头倒还是较轻松的。
我与阮伯祝副司长是在“96凭祥中越边境商品交易会”期间认识的。当时他率越南贸易部代表团到凭祥参加交易会开幕式,我这个组委会副主任专门负责接待越方贵宾,因此与他就熟上了。此公为“中国通”,曾到北京学习过,并曾任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汉语运用自如,对中国的情况较为了解,时下既是越贸易部负责对华贸易要务的具体主管,又是中越经济合作委员会越方委员会秘书长,直接参与着中越两国政府有关经济合作事项的谈判工作。最初与他接触我是感到有点压力的,但见他性格开朗,谈话实在,不摆架子,我也就大胆与之坦诚相交了。
主人招呼我到会客室坐好后,我发现桌面上正摆着从中国进来的萍果、柑果,便拿起一萍果笑着说:“阮司长,要是再过一段时间我来河内,恐怕就吃不上这果了”。阮伯祝似乎看出我话中有话,便也放马过来,他也懂得来者不善,有备而迎。“没必要拐弯磨角,该出牌了”,我心想。由于阮伯祝通中文,因此,我们便用普通话兜圈斗舌起来。
我首先开口,直接挑明问题。“据悉越南贸易部最后下达了一个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干(鲜)水果、电风扇、自行车、啤酒等。又由于该禁令下得突然,给边贸带来了不小的波动。如原先越方向中方预订上述产品,中方供货者已将货物运到边境,现突然不准交易,中方的大量货物只好搁置在边境,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就此我想冒味地询问一下,越方为什么突然下此禁令?”
阮伯祝不紧不慢地回话:“首先,我要说明,我们下达的是一个暂停进口的通知,而不是禁令,请你别误会。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因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而适时作调整,那是很正常的。中国同样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这次作出暂停从中国进口部分产品的决定,是因为这些产品这几年已从中国进口到越南过量,造成市场饱和,供大于求。比如电风扇,去年从中国进口到越南就达到800万台,现在还有不少卖不出去。因此,我们作这样调整是完全有必要的。至于调整后给双方商家商人带来一些损失,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紧逼对方继续发话:“我理解你从国家这一角度所作的上述解释。但你们考虑到没有,这样的政策调整会一下子冲击好不容易才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两国边贸,引发大起大落,对本来就还很脆弱的两国经贸关系无疑也是带来损害的。以凭祥为例,如果你们调整后的这一政策实行一年,那凭祥口岸对越边贸出口额将会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中方出口的减少,必然也会随之相应减少从越南的进口。这样一来,两国边贸必定会出现下滑的态势。要知道,凭祥对越边贸可是占着中国对越边贸的三分之一强,这样的结果,我想不仅中方利益受到损害,越方利益同样也会受到影响的。”
阮伯祝依旧慢条斯理地提出他的见解。“越南政府主张,越中发燕尾服贸易关系,应以正贸,也就是你们中国通常说的国贸为主。对边贸,我们主张不要扩大规模,国为边贸的运作方式往往与国际规范不符,带来许多意料不到的弊病,最突出的问题是,商品的质量难以保证。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我们两国的边贸大都以原始方式交易,产品的检验很难进行,投机商很会钻这个空子。这几年我们就发现,从中国边贸进口的许多产品都存在质量问题,甚至还有假货。说实在,越南人现在对中国产品的信赖程度已逐渐降低。比如,凤凰、永久自行车是中国的名牌产品,过去我们使用感觉非常好,几年不用修一次,现在可不行,有些买来几天就得修理。这只能说明,要么是产品质量不行,要么就是假冒品。还有象柑果,看起来表皮光亮,很可爱,但中看不中吃,里面不是干巴巴就是已腐烂。困此,我们认为现阶段的必须重新审视边贸。关于通过边贸进口到越南的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我们贸易部已经正式向中国外经贸部通反,希望中方引起重视。”
听阮伯祝这么一说,我更激动了起来。我说:“越南方面对边贸一直有异议,这我早有所闻。昨晚我还叫翻译特地翻看了一下最近你们的报纸,发现有不少文章对谅山、广宁两省与中国开展边贸活动正展开批评。看来,今天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边贸的利弊以及其存在是否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我喝一口水后接着说:“有边必有贸,这也是国际惯例。世界上许多相邻国家的边境地区都会开设一种有别于一般国际贸易的贸易形式,其特点是交易方式灵活简便,且由消费市场直接导向,供需特征明显,这就是边贸。这种贸易形式,就象美国、加拿大这样发达国家,其边境也都存在。除非两个相邻国家处在不友好的状态。中越边贸由来已久,历史上就间断有过。今天我们看到的两国边贸,其实是产生于我们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之前三年,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才逐渐开成规模的。中越边贸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起呢?我想阮司长你也应该知晓。当时的情况是,越南民用消费品极其短缺,而国家既不能扩大生产,也不可能拿得出外汇从国际上进口用于投放市场,此时以易货的形式从中国换回大量市场急需的消费品,不失为权宜之计。两国边贸就是那时兴起来的。后来由易货逐步改由使用人民币交易并过流到越币也直接用于交易,市场规模才发展到今天。前不久我曾接待过专门研究边贸的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他们分别考察凭祥和谅山之后,对中越边贸的发展及其交易模式给予了较高评价。”
我又猛喝一大口水后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边贸是不应该否定也是不能否定的。我还认为,恰恰是边贸,给越南这几年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注入了活力。越南从边贸中获得的好处并不比中方少。具体表现为,一是越方通过边贸,可以缓解国内生产不足的矛盾,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又不增加国际支出。因为,边贸是不用支付外汇的。二是越方通过边贸可以在不增加国家投入的前提下,加快了越北边境地区的建设与发燕尾服,加速了边境人民改善生活、脱离贫困的步伐。现在到谅山去看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三是越方通过边贸,可以扩大越南优势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现在中国消费者已接受了不少越南产品,如腰果、咖啡豆、芒果等,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另外,边贸还有利于两国边境地区扩大交往、增加信任、增进友谊、睦邻友好,有利于两国经济合作的升级。当然,我也承认,边贸确实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你前面所提到的商品质量问题,甚至还有走私等问题,都是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回避。实际上,中方从1996年以来已加强了对边贸的管理,加大了在边贸市场查处伪劣假冒商品的力度,同时还积极开展打击边境走私行动。问题是,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双方形成一种合作机制才行,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达到目的。因为边贸带有些弊的一面就全盘否定边贸,我认为是不妥的,至少是片面的。由此单边采取行动,使用禁止或暂停交易等手段,我认为也是草率的。”
阮伯祝这回也有点着急了,他赶紧进一步强调他方的看法和主张。他说:“越南有些人对边贸有看法,这不奇怪。这些人可能就有买过从中国进来的有质量问题的商品,上过当,因此就有厌气。但这些人的看法并不代表越南政府的看法。政府的看法是,边贸要是允许存在的,但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说过,我们不主张扩大发展。我们也不否认边贸给越南带来的好处,但是,对存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必须公开出来,这样才能有利于解决问题。边贸商品的质量问题,我认为中方还是重视不够,至少是采取改进的措施是不力的。我们也曾多次去谅山和凭祥边贸点考察,发现那里漏洞就还比较多,很多商品没有经过任何检验就直接拉到越南。但是你们也不管,或者说管不着。要知道,边贸商品质量问题,现在已影响到中国商品的信誉,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形象。我也听说过,前些年中国商品通过边贸出口到苏联也出现过较大质量问题,最后导致苏联人联合起来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产品后来就很难再进入苏联。我想,这一教训中方是不应该忘记吧!我们提出边贸商品质量问题,并不是想否定边贸,而是想引起中方的真正重视。我们需要一个健康有序的边贸,而不是混乱无规划的边贸。否则都对双方不利,更不利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健康发展。”
我辩解道:“关于边贸商品质量问题,不能说我们中方还重视不够,我认为我们已尽了很大努力。象凭祥这几年先后建立起浦寨边贸市场、南山进出口商品统一验货场等基础设施,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边贸的管理,减少不规则交易。凭祥创立的边贸管理模式,在国内就很有影响,并得到了中国海关总署的肯定。当色了,我刚才已讲过,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漏洞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全堵住。再说,商品质量这个问题,你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中方呀!据我们调查了解,许多低质假冒产品的交易,都是两国投机商人共同串通起来进行的。如明明知道是不合格产品或假冒产品,越方商人偏偏指定要买,国为进价便宜,拿回国内按正品倒卖去就可赚大钱。还有,明明是中国造的电器,但越南进货商拉过边境后即换上日本产的商标,拿回国内销售的价格便可翻几倍,自己欺骗同胞,而当在市场上被查出来后又转嫁说是中国人干的。如此这些,你说,单单指责中方合理吗?要解决问题,我认为也必须双方协调共同努力才行。”
谈到此,我发现双方分岐已缩小了许多,故便转移话题。我说:“越方目前好象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态,即对越中贸易逆差很有看法。问题是,现在要想使我们两国贸易出现平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越南没有多少适合中国需要的产品,而中国却有很多越南需要的产品,你不要也不行。所以,我想越南有些人是不是太过于看重贸易逆差这个问题,甚至看重得过于情绪化了。”
阮伯祝说:“你提的问题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越中贸易确实存在着较大逆差,这是客观的。造成这逆差的原因也如你所说的,是两国经济结构的异同造成。另一方面目前这种逆差的存在尽管是额观的,但如果不从主观上努力尽可能缩小这种逆差,那是不利于今后两国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的。我认为目前缩小这种逆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要看中方态度和行动。诚然,越南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供中国需要,但有些产品我们很有优势,产量也很大,可就是进不了中国市场。如大米、开然橡胶等,越南产量很大,产品品位也很高,在中国市场也很需要,但由于中国政府实行进口管管制,对每年从越南进口上述两种产品所给予的配额极少。象大米,据我了解,去年中国从泰国进口达几百万吨,可从越南进口仅30万吨不到。其实我们越南的大米并不见比泰国差,你们完全可以多买一些嘛!还有我们的橡胶,质量很好,价格还低于你们国内自产的,但你们就控制很严,一年给的配额不足10万吨,少得可怜。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方面也灵活一点的话,越中贸易的逆差就不会象现在那么大。最近我们越南贸易部又已致函中国外经贸部,要求中方从推动两国经济合作良性发展的角度考虑增加从越南进口象大米、橡胶等产品,以减少两国贸易的不平衡。希望你回国后也帮反映反映我们的要求。”
我笑一笑答:“你的想法很现实,我倒很乐意为越方做此呼吁工作,以减少两国的贸易不平衡性。”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即提议谈话暂且到此。以驻京预约“后会有期”,并表示今后要多找机会进行类似的交流与探讨,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我与阮伯祝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双方都非常认真、非常坦诚,彼此都感到获益匪浅。
从河内回到凭祥后,我及时向市委作为汇报,并判断,越南政策的变动只是暂时的,不用多长时间会调整回来。同时我还建议,不要因目前遇到的困难而采取与越方不合作的态度,要着眼于将来长期合作。另外,对边贸出口商品节实要把好质量关,严打假冒伪劣,从长远利益着计。后来,越方果然于7月份解除了年初的禁令,边贸又红火了起来。
1997年7月29日,我再次造访越南贸易部。这次主要给阮伯祝送请柬,邀请他率团于10月8日到凭祥出席“凭祥第五届对越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请他在同期举行的“中越经贸关系发展展望报告会”上发表专题演讲。阮伯祝欣然接受邀请。至于两国边贸问题,我们就不再作探讨,因为此时双方对边贸的认识皆心照不宣。
二、为鸡蛋正名
1999年6月17日,我又来到河内。驻越大使李家忠一见我便急切询问,到底这段时间从凭祥出口到越南的鸡蛋是不是假鸡蛋,越南这边意见可大了!李大使这一劈头就问,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具体了解才得知,越南这边发难中国货烽烟又续了。原来从去年底起,越南就大量从中国通过边贸进口鸡蛋,由于这些鸡蛋多是北京、河北等地的大养鸡场生产,批量价格不高,比越南自产的鸡蛋便宜一倍。这种情形便让一些越南人生疑:哪有那么便宜的鸡蛋?再经过吃起来味道比较不同之后,他们就断定,这中国鸡蛋是假的!是人造蛋。于是乎,媒体一时间,中国鸡蛋成了“过街老鼠”。一些人则借题发挥,重弹中国对越售假、中国对越倾销之老调。据说某电视台还播了个现场访题节目,请有关商品检验部门的官员答解疑问。当有观众问,听说中国鸡蛋是假蛋,是人造的,那么人吃之后会不会中毒呢?那些官员回答:这种鸡蛋有没有毒尚不得知,不过,为了大家的健康,建议大家不要再吃了。说得多可怕!这种情况反馈到大使那里怎能不让他着急呢。
我急忙给市边贸局挂电话,了解鸡蛋出口的检验情况。当确认这些鸡蛋不是假货、也不是人造后,我决定再会一会老朋友阮伯祝,专谈鸡蛋问题。
次日上午,我直赶越南贸易部,找到阮伯祝后方知他已退居二线,他的继任人为其原来的助手陶玉荣,也是我所熟悉的。正好陶玉荣也在,我便与两位新老副司长大谈起鸡蛋来。
我说,“这次到河内来,我又闻到‘火药’味了,我觉得你们对中国鸡蛋的诘难,实在是小题大做。今天我要当着二位的面为中国鸡蛋正名。”
阮伯祝笑哈哈道:“你先别紧张,其实越南最近关于中国鸡蛋的讨论,主要是民间进行,他们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的观点。”
陶玉荣也插上话来,“我也正好想请教你,为什么中国鸡蛋吃起来味道不如我们越南鸡蛋鲜美可口,蛋黄的颜色也不一样呢|?”
我急着解释说:“不一样是正常的。你们进口的鸡蛋都来自中国现代化的大鸡场,那里的鸡吃的是精配的高级饲料,几乎天天可以下蛋,与农民自家养的鸡下的蛋当然就不一样。我承认,两种鸡蛋比较确实味道不同,谁都愿意吃农民自家养的鸡下的蛋。其实,你们应该明白现代在鸡场生产的鸡蛋主要用于食品工业生产的配料,如蛋糕、饼干等,那是需要大批量鸡蛋的,靠收购农民传统养的鸡蛋根本不可能。因此,两种鸡蛋各有用途,不能简单比较。简单比较肯定得出中面的结论。中国话叫“以偏概全”,那是要犯形而上学错误的。再说价格问题,现代化鸡场生产的鸡蛋,产量那么大,能不便宜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你们国内的一些人发现这种鸡蛋与使说鸡蛋不同后,便毫无根据断定这种鸡蛋是人造的,是假蛋。我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别有用心?总之,我认为越南一部分人在对待中国鸡蛋问题上是小题大做了。我担心这种公众消费误导,会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故所,谨请二位方便时说几句公道话,别在纠缠中国鸡蛋了。”
阮伯祝见我越说越激动,就想打圆场。他说:“鸡蛋问题不会越闹越大,人们的认识和理解总是有个过程嘛。这个问题更不会影响我们两国经贸合作的。去年我们越南总理潘文凯成功访问中国,双方签定了两国边贸协议后,两国总理还提出到2000年使中越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的目标,这是令人鼓舞的。现在我们正在为落实这一目标而努力。我今天也想听听你对今后我们两国扩大经贸合作的看法。”
我平静一下心情,也就顺着阮海祝的问题回话:“去年朱镕基总理和潘文凯总理在北京联合提出到2000年要使中越贸易额达到20亿美元的目标,对此我也很兴奋。应该说,经过这些年来的交流与推动,我们两国交层经导终于更加明显地意识到,全面加快中越经贸关系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两国领导人的意见统一,是我们全面推进经济合作的重要练证。然而,从我这几年对中越经贸关系的分析研究来看,我对实现20亿美元目标还是不那么乐观。去年两国贸易额为13亿美元多一点,今年我预计不会超14亿美元。那么明年要达到20亿美元,必经有一个较大的增幅,而这种增幅靠什么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中国对越有大的投资举动,这种投资必经是几亿美元的,这样才能引动贸易的扩张;二是要么中国放开进口越南的大宗高质产品,如原油、橡胶等,要么越南放开进口中国机电等产品。但从我观察看,这两种可能似乎并不存在。除非明年两国政府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持悲观态度。我只是想挑明,困难很大,任务很艰巨。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还有进一步增加接触、增进了解、增强合作的秘要。双方都应该着计于长远,真正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诚心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这样才能确保两国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20亿美元只是个量化指数,不一定涵概我们两国全面合作发展的实质。因此,我不主张过于阔谈20亿美元这个目标。
阮伯祝说:“你的看法和想法都很实在。从某种角度讲,我也有同感。但是提出一个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有了目标,就可以更好地激励双方为之奋斗。从这一点上看,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奋斗和扎扎实实工作,二者并非矛盾,应该是统一的。”
陶玉荣也接过话来,“关于你所谈到的困难,我们也很理解。事实上,我们目前正在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为明年扩大贸易做准备,有望可以达成部分协议。如中国进口越南原油的问题,应该可以增加。还有,越南也计划要增加从中国进口摩托车散件。这些项目的落实,两国的贸易量必定会增加不少。”
我不假思索地说,“但愿明年我们两国贸易能够顺顺当当实现20亿美元的目标。”
由谈论鸡蛋到展望两国贸易的前景,我不仅使自己消了气,同时也看到了越方对扩大中越经贸合作的信心与期待。这倒是我始料不到的。分手时,我再次邀请阮伯祝和陶玉荣到凭祥做客。
离开越南贸易部后,我即赶到驻越使馆向李家忠大使汇报我与阮伯祝和陶玉荣会晤的情况。李大使听后很高兴,连连肯定我的主动工作,并表示要专门找越南贸易部长,他也要为中国鸡蛋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