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我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最有缘分。细细一想，此话的确在理。因为，从第一次出访越南起，驻越使馆就视我为特殊客人而精心安排接待。在后来我多次与越南打交道中，驻越使馆又总是周到地给我提供帮助和支持。几年间，我成了随时可以进入中国驻越使馆的常客，也成了使馆大多数职员包括大使、参赞等官员的老朋友。而使馆的同志到国内办事，大凡也都要主动与我联系。就是离任回京的同志，也忘不了要跟我打一声招乎，那种情谊，敢情就特别。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位于河内市黄耀街46号，使馆周围灌木密布。使馆内果树成林，绿草遍地，鸟语花香，环境甚为幽雅。使馆的主要建筑均装修别致，明显带有中国风格。尤其是正门及正中的大使会客厅，更是按中国明代建筑风格装饰，显得堂皇而又古朴，尤引过路人注目。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如今已成为中国公民到河内旅游差不多都要光顾的一个景点，每天都有不少中国游客来到大使馆正门前照像留影，并隔墙一睹这块异国中的“中国领地”。

　　我第一次踏进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大门，是1996年初访问河内时，应约前来接受使馆临时代办齐建国的接见。当时是晚上，所以对使馆的印象没那么深。但有件事却让我忘不了。记得即时我和几位随员刚跨进大门时，突然旁边树丛中窜出两只大狼狗直围着我们转，吓了我一跳。但没几下，这两只狼狗就一左一右静静站在那不动了，好象认出我们是自己人一样，我们也顿生好奇，文化处余处长见状便笑着跟我们说，“别怕，这狗能分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自己人，他们不会发威，并只要见上一面，以后就记住了”。我半信半疑问余处长：“是不是真的？”余处长还是笑答：“你信就真呗！”不过，从那以后，我每去使馆再也没碰见过那两只大狼狗。也许它们正象余处长说的，早已记住我是自己人，所以也就不再打搅我了。

　　1996年7月的一天，我第二次进驻越使馆。当时我是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使馆采访驻越大使李家忠的，采访内容为展望中越经贸关系的前景。这是我第一次与李大使见面，所以印象很深。使馆办公室安排我采访李大使的时间为20分钟，但采访结束后，李大使又主动约我细谈边贸情况和对越电视交流问题。因此，我足足在李大使办公室呆上了1个多小时。

　　象众多外交家一样，李大使也很健谈。加之对越南情况了如指掌，故他对中越经贸关系的认识就尤为深刻。他提出要重视中越两国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互动作用的主张，对我启发颇大。听完李大使的谈话后，我确有点“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后来，我与李大使的交往便越来越多，而每次打电话或见面时，他总是直呼我为老朋友，有时倒令我不好意思起来。

　　1997年7月下旬，我赴越南河内及胡志明市考察。由于在河内的时间不长，所以我就不想打扰李大使，只是到使馆打了一转见了几位参赞，便匆匆离开。谁知，还是让李大使发现了我的行踪，他即叫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一定要请我这个老朋友吃饭。我想推也推不掉。

　　那餐饭真令我难忘！因为，是使馆的一、二把手，即大使和政务参赞一起陪我吃饭，我哪能不受惊呢？若按外交礼节，大使宴请国内来人，那至少要有副省的级别。而我算什么？李大使竟如此厚待我，感动之情不言自喻。

　　1997年底，李大使到南宁办完公事后需途经凭祥返越南。他特地安排在凭祥留宿一晚，以便会我这个老朋友，但正巧我到北京学习，两人就错过了一次在凭祥见面的机会。当天晚上我从北京连夜给他房间挂电话，一聊就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后我才懂得，那时正值冬天，李大使是刚刚洗澡后便接电话的，由于那家宾馆偏偏没有暧气，害得李大使接完我的电话后就着晾感冒。为些，我至今仍觉得过意不去。

　　李大使在任几年里，曾想专程到凭祥边境走走看看，但由于使馆公务繁忙，一直成行不了。虽也有两次途经凭祥，但时间太短。一次就是前面说到的，只在凭祥住了一夜，天一亮又离开。另一次是1999年底由友谊关入境到南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也只停留两个小时。离任前他告诉我，他非常遗憾这几年没有亲眼看看凭祥边贸市场的景象。足见大使的心一直念着边城凭祥，念着边境建设。其实，边关人民是由衷感激我国驻越大使的。从1996年以来，凭祥每年筹办的对越贸易展览会和边关旅游节，都得到了驻越使馆的重视和支持，大使每次都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或贺信，给正在致力于边境开放建设的凭祥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2000年６月，在李大使因任期届满即将卸任回国之时，我专程跑到河内与他话别，恳请他回国后一定抽空到凭祥来指导工作。我告诉他，边关人民一直视他为最珍贵的朋友。

　　李大使离任后，接任者是齐建国同志。而这位新任大使恰是我的老相识，这就使得我与驻越大使的关系依然有亲有缘。齐建国原任驻越使馆政务参赞，后来回国负责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工作。在我印象中，他是到凭祥最多的外交官，因此我与他也就经常能见面，并也就一直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我还一直习惯称他为“老齐”。

　　比较起来，齐建国大使不仅也健谈，更称得上是“侃爷”。在几年来我与他的多次接触中，无论是在河内，或是北京，或是凭祥，我们都曾有过通宵达旦“开大侃”的记录。当然，我们“侃”的话题，不外乎就是越南问题，中越关系、边境开放等等。在“侃”的过程中，自然他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的许多观察越南问题及中越关系的新视角、新思维，正是听老齐“侃”后大受启发而得的。

　　齐建国大使是2000年8月正式走马上任的。9月我即赶赴河内拜访他，以示祝贺。两人见面，免不了又有得“侃”。只是考虑到他上任伊始，公务千头万绪，我便主动控制时间，尽可能不影响他处理公务。这次齐大使和我谈话的主题，是怎样抓住中越两国签署陆地边界条约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努力加快边境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他从亲历陆地边界谈判全过程的感受谈起，谈到了两国领导人在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上所持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并闸述了中越两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深远意义。同时，他还就边境地区如何利用这一新的和平机遇争取加快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意见和主张。我深深地被齐大使那外交家特有的敏锐思维和远见卓识所折服，更深深地为中越边境地区终于迎来长久和平的新时代而感到由衷兴奋。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结束对越南的正式访问后，需经友谊关回国，齐大使奉命陪送李铁映同志至凭祥，这样，我和他又有了会面的机会。

　　那天下午，我也加入了到友谊关迎接李铁映一行的队伍中。但我主要目的是想早点与齐大使碰头。当李铁映同志乘坐大使馆的小车来到友谊关时，早已等候在此的广西党政领导纷纷上前表示热烈欢迎。齐大使见到我后便把我拉到一边，急切地要我帮他办事，他要我想办法赶紧把他从越南带过来的李铁映同志访问越南的视频资料转送中央电视台，并要确保赶上第二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我当即拍胸膛向他表态保证能完成任务。好在我曾干过电视这一行，办这种事尚比较熟路，因此，很快也就安排妥当。第二天晚上，齐大使回到河内后，果然就看到了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李铁映同志访问越南的消息，他很高兴，立即从河内给我打电话致谢。当然，我同样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老齐当大使后交待我办的第一件事，我能顺利办妥，心中自然也多了一份喜悦。

　　话说回来，齐大使到达凭祥那天晚上，我和他又单独在房间里聊了几小时。当我告诉他我马上调离凭祥的消息后，我发现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了若有所失之意。我说，不管我调到哪，也不管我以后干哪一行，我这辈子决不会放弃对越南的研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表示支持我的想法。他还说，现在国内真正了解越南和了解中越关系的人还不多，而研究这方面的人则更少。他希望我不要改变初衷，继续保持关注越南的兴趣。此次谈话，多少有点惜别的意思。我隐隐约约预感到，今后我和齐大使见面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上午，我到友谊关为齐大使返越送行。这些年来，我已不知有多少回履行这样接送外交人员的义务了。但这一次的感觉最特别。当看着齐大使的专车缓缓驶出零公里处进入越方口岸时，我突然想到，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在友谊关前为他送行了，心头顿生一种难言的惆怅。

　　几年间我有幸与两任驻越大使结下情谊。这使我在被誉为“国门”的边境小城为官谋业带来了不少帮助。我利用自己与驻越大使的亲密关系，为边关的进一步开放和对越边境贸易的持续增长，也算是多尽了一份义务和责任。我非常珍惜我与两位大使的友情。我更眷恋那给我创造结识贵人机会的南国边关！

　　其实，我与驻越使馆的交往并非仅限于与大使打交道。我和驻越使馆的多数同志都有来往，大家也都是以朋友相称。原使馆办公室主任唐万明就曾戏称我为“大使的朋友，参赞的相好，经参处的信息员，文化处的联络员，办公室的勤务员”。这多少还是勾画出我与驻越使馆交往的多层面性。

　　当我是大使的朋友，这里就不必再赘述。

　　说我是参赞的相好，这也是事实。这几年我与驻越使馆的几位参赞都关系不错。政务参赞高德可，我经常在凭祥接待她，找大使办事也往往要通过她安排；商务参赞杜志国，我则是常常主动到河内找他，因为对越经济贸易合作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帮助协调，我通过他又能及时了解中越经贸合作的发展进程，他则通过我不断掌握来自边境口岸的最新贸易动向；文化参赞林朝中，尽管我与他直接打交道少一些，但由于文化参赞处一直是我联络最密的部门，因此，情份自然在。

　　说我是使馆经参处的信息员，这同样也沾上边。从1997年我就和驻越使馆经参处建立了交换信息、互通情况的机制，我定期向经参处提供边贸情况，经参处则不定期向我传递越方贸易动态及政策趋向。另外，我还主动承接了经参处安排的对越经贸合同专题调研谋题，为经参处提供边境口岸经贸情况的第一手材料。

　　把我当作驻越使馆文化处的联络员，那更有依据。从我1996年初以电视文化交流为目的第一次出访越南算起，我和驻越使馆文化处当时的负责人余处长便立有“君子协定”，双方认可凭祥是驻越使馆文化处在国内的联络站，我是联络员。此后，我就凭着责任和兴趣经常义务为文化处办事，自愿为推动中越文化交流效力。如帮助驻越使馆文化处收集国内外宣电视作品及其他文化外宣品，并负责转送到河内；为越南文化部越中文化交流中心在中国选定文化合作项目牵线搭桥并参与项目论证；协助越方文化部门到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多次协助安排越南电视台到中国进行采访及拍摄专题节目的工作等等。正因为如此，驻越使馆文化处的同志还常常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可见我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同一般。

　　称我是驻越使馆办公室的勤务员，这其实最合我心意。在我看来，能有机会为驻越使馆做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是具体的服务性工作，实在是一种荣幸。当然，这种荣幸正是因为市里工作分工安排我联系越南而让我给撞上了。这显然又是我的幸运。

　　由于工作、生活及方方面面的需要，驻越使馆办公室每年都要多次派人到离河内最近的凭祥市来办事，要么采购物资、食品、药品，要么带人来看病检查身体。另外，逢年过节还要安排职员及家属到凭祥休息度假。这些，看起来好象与凭祥市委市政府毫不搭界，但我却认为，凭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成份，因而最为需要驻越使馆的帮助和支持，与驻越使馆的关系越紧密，凭祥市的事情也就越好办。我的这些看法，很快成为凭祥市委的共识。这样，我这个具体负责人就有了直接为驻越使馆跑腿办事的机会。使馆的同志开始很不情愿让我们帮忙，说大使一再交待不得麻烦凭祥市的同志。我不得不给大使打电话交涉，说明既然使馆已把凭祥视为后方基地，凭祥市委市政府乃至市民就有义务为使馆提供服务。大使最后只好默认我们的行动。1996年不半年以后，凡见使馆同志到凭祥来办事，我都交待市外办和市接待办的同志一定全力给予配合，并切实做好生活安排。碰到要办比较急的事，我则亲自出动，按特事特办，保证办好事情。使馆的同志包括家属需要看病就医，我就直接叫市医院院长给予特殊安排。就是出差在外，我也忘不了电话遥控，尽可能为使馆到凭祥办事的同志提供周到服务。总之，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协助驻越使馆办事，当作我份内的任务，只要能帮上忙，就一帮到底。我就是这样，一连几年乐意甘当驻越使馆的勤务员。

　　如今，虽然我因工作变动而大大减少了与驻越使馆的交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这一神圣的称谓，仍然时时在我眼前显现，我对驻越使馆的向往和依恋也依然如故，我与驻越使馆的情缘更是挥之不去！